“杀杀杀杀杀杀杀”出自民间传说的明末大西军领袖张献忠的《七杀碑》》据传里面的内容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意思说天生万物来养活人，人却不知感恩敬天，没有一个善良的，所以都该杀。因此“杀杀杀杀杀杀杀”也有全都杀了的意思。

 

现今考证说是误传，实际是张献忠“圣谕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现在流传版本为作家燕垒生所写：

 

天生万物以养人，世人犹怨天不仁。 

不知蝗蠹遍天下，苦尽苍生尽王臣。 

人之生矣有贵贱，贵人长为天恩眷。 

人生富贵总由天，草民之穷由天谴。 

忽有狂徒夜磨刀，帝星飘摇荧惑高。 

翻天覆地从今始，杀人何须惜手劳。 

不忠之人曰可杀！不孝之人曰可杀！ 

不仁之人曰可杀！不义之人曰可杀！ 

不礼不智不信人，大西王曰杀杀杀！ 

我生不为逐鹿来，都门懒筑黄金台， 

状元百官都如狗，总是刀下觳觫材。 

传令麾下四王子，破城不须封刀匕。 

山头代天树此碑，逆天之人立死跪亦死！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史实考证  

 

张献忠 的诗中没有7个杀子，是后来的满清御用文人，丑化他的。张献忠屠蜀”观点一：

 

(1)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难道这13年当中清军在和孤魂野鬼打仗?由此可见张献忠屠四川说法的荒谬。

 

(2)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 

 

(3)历史就是历史，无论清朝的御用文人们怎么掩盖，在两个铁证面前，一切都败露了: 一、“圣谕碑”而非“杀碑”; 

 

观点二：在张献忠1646年战死后，清军在四川尚有长达13年的征战。 这两个证据不仅完全驳斥了清朝御用文人所谓“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的说辞，而且还有力的把他们对张献忠污蔑的“记录”打回原形，成为他们自己“供述”清军屠杀四川的罪行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

 

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后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后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